1995年我到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，从事普洱茶出口业务，从此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之后的2000年，从省茶叶公司出来创办了自己的企业——深圳永年茶叶有限公司。2005年收购普洱茶厂，组建前恢复了云南普洱茶厂有限公司。至今，我在茶业界已混了不少年头，对于茶业界来讲我是新丁，但对于普洱茶来讲我算是走在前面的人了。正是因为普洱茶这一特殊的茶类（在以前一直被视为新种类，不能登大雅之堂，不能和红茶、绿茶平起平坐）。它发展的最晚，作为现代普洱茶来讲它又经历的时间最短，因此高度浓缩了中国茶叶的发展进程。通过普洱茶我得以窥探整个中国茶业的发展，了解其历史现状。

　　所以对我来说，我首先是一个茶商，而后做了企业，现在把自己归为“茶人”一类。在中国做茶商、茶企或者茶人，有时是尴尬的。一方面我为自己出身的正流而骄傲，因为我们是中国人饮中国菜，这在中国茶企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表露无遗；但同时我们又是自卑的，正如报道《七万家中国茶企抵不过一家立顿》。而当面对外商提出的各种标准、各种规则时，我们无言以对了。这是我们茶业界面临的共同局面，是每个从事茶业人从一开始接触茶业就应该反思的责任和义务。

　　中国茶人的这种尴尬放大到整个行业产生了两种心态。一种是自视过高，因为传统而因茶自封，裹步不前，一切传统的突破而被视为异端不能接受。认为立顿没什么了不起，是纸袋茶的代名词，殊不知立顿真是一个伟大的企业。我们且不说它的文化、它的茶叶，从它对整个茶业界的贡献来讲，已是无人能比的了。它的袋泡让全世界喝到了红茶，这如果用我们中国喝功夫红茶的思路来讲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这从我做普洱茶来讲体会更深。我是从传统的饼砖沱做起的，有生产，有仓储，从外贸出口做起。虽然现在国内国外都在消费，但当初我的普克茶诞生时，却碰到过这样那样的阻挠，许多人认为我把普洱茶做坏了。

　　一些人的心态是自视过低，认为茶无非就是一片树叶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。这样就造成了现在的混乱局面：标准低、门槛低、行业混乱。我们开玩笑说，一个茶农什么都能做。他可以开一家茶叶店，今天还在山上采茶，明天就可以变为茶厂老板，或当茶商去城市做消费，这从我们整个茶行业人的状况都可以看出来。这就是现状，又无奈又可怜。

　　我与周重林认识于2006年，因为《普洱》杂志，之后便一同跑茶山，跑市场，一起探讨，争论各种茶界问题。每逢春天我们一起相约去茶山，自己定位为“头脑风暴”，许多构思都付诸成为现实。我从传统茶转入到袋泡普克茶，正是希望从科技、从方便层面来为新的茶叶战争打下基础。

　　2007年，我约周重林去香港探寻百年老店，老茶人。因为香港做茶的历史具有传承性，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在做茶。当时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：国内茶业界对茶叶的认识有不到位的地方。茶叶行业在国外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业，而国内却不这样认为。因此就产生了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。想说明什么问题，就是茶叶可以很少，它就是一片树叶，但他也可以很大，大到可以更改一个国家的命运，历史的进程。希望通过这本书抛砖引玉，使茶人茶商，乃至社会对茶叶有足够的重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
　　茶与茶文化互为骨肉。没有文化，茶只是叶子，发展茶业，文化必须先行。《茶叶战争》只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书，我们期望，在盛世可以重振中国茶，让中国茶重新夺回丢失已久的话语权，这显然需要学界和商界乃至政界的一致努力。